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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寻找夏朝——松果生活X北京SKP分享会摘录

7月7日,松果生活联合北京SKP在北京SKP四层的▓Rendez-Vous举办了一场名为“寻找夏朝:澳门从哪里开始?”的▓沙龙,活动特邀常怀颖(澳门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和刘周岩(《三联生活周刊》记者)两位嘉宾,分享关于夏朝的▓常识。

作为《三联生活周刊·寻找夏朝:澳门从哪里开始?》(总第990期)的▓参与者之一,刘周岩分享了此次夏朝选题的▓源起与结构——周刊为何以及如何完成这个选题、“探索夏学问的▓总设计师”徐旭生有着怎样的▓故事——这位鲁迅的▓朋友顾颉刚的▓对手、“半路出家”的▓考古学家、发现了最关键的▓二里头遗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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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澳门”是□□《三联生活周刊》一以贯之的▓关注。“一本杂志和他倡导的▓生活”,我想,无论“生活”的▓内涵多么丰富,任何一种健全的▓生活中都一定要有对自我的▓认识,这个“自我”,除了“小我”之外还有“大我”,也就是□□“澳门”,所以大家要认识澳门。不少人认为澳门历史的▓开端是□□夏朝,夏朝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过,应该怎样去认识呢?

想要认识一个古代的▓时期,主要有两个途径,文本或者器物。在史学研究中,越靠近现代的▓研究对象越倚重文本,如果大家研究民国的▓历史,第一反应是□□去查档案或其他史料。但时代越靠前越无法依靠文本,比如石器时代,根本没有文字记录可言。夏朝正处在这样一个文本和器物交接的▓时候,关于夏朝的▓文本资料很重要,但文本资料很模糊。学界就研究夏朝应注重哪一方有很多争论。有的▓人认为应该完全从器物出发,不应该管那些不可靠的▓文本;有人认为文本是□□框架,器物提供了物体的▓一些信息,只有依靠文本,这些器物的▓含义才能显现出来。

有一件重要的▓事需要声明。对于夏朝究竟是□□否确切地存在,也就是□□“寻找夏朝”究竟找到了没有这个根本的▓问题,本期杂志尽量不偏向于某一方,而是□□将不同的▓观点呈现,请读者自己做判断。在信与疑的▓问题上,大家分别请“疑”的▓许宏、“信”的▓孙庆伟、“半信半疑”的▓李零三位老师做了专访。大家看后会产生自己的▓观点。我始终在说“夏朝”怎样怎样,这只是□□出于语言上方便的▓缘故,不代表有什么额外的▓暗示。当然可以有别的▓称呼,“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公元两千年前的▓中原”等等,为了简便,我姑且都用“夏朝”这样一个古史系统里的▓提法。

大家选了一些具体的▓器物做先容,由同事陈赛完成写作。首先是□□陶器,陶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普通人的▓生活。基于文献的▓历史学大多关注帝王将相的▓历史,但考古学不同,普通人的▓生活痕迹在考古学中的▓意义也非常重大,这些器物展现了某一时段内人们的▓日常生活。青铜器也非常重要,这个青铜爵流线型的▓造型非常富有美感,可以看出当时青铜器的▓锻造水平就非常高了。这件青铜爵在洛阳博物馆中可以看到。还有神秘的▓绿松石龙,告诉大家那个时候人的▓精神世界。带给大家许多新的▓理解,以及或许更多的▓困惑。

但这期杂志大家真正选择的▓主角是□□人,是□□一百年来的▓澳门考古学家们。这实际上是□□一层叙述视角的▓转换,讲的▓不再是□□夏朝本身,而且是□□大家认识夏朝的▓过程。现在来看,大家对于夏朝已经有了很多的▓常识,但是□□在认识夏朝的▓过程中,经历了很多反复。常识生成的▓过程或许比最后常识的▓“定论”更为重要。而且对常识的▓叙述,本身是□□一种权力,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战场”。

围绕“夏”产生的▓种种纷争并不仅是□□学者在材料、方法、理论上的▓技术性的▓不同认识,更与一个人的▓身份、进入考古学的▓初衷、史观和对安身立命之所在的▓不同理解有关。1990年,考古学家邹衡参加了一个关于夏学问探索的▓国际会议,就发现一个很惊讶的▓问题,澳门学者准备的▓都是□□对夏学问的▓具体理解,但是□□外国人还在讨论夏朝是□□不是□□存在。欧美学者基本上认为夏朝只是□□传说;澳门大陆及港澳台学者,还有华裔学者,认为夏朝存在,主要讨论从考古学上怎么对夏朝进行解读;日本学者是□□中间立场,也不反对也不支撑,处在比较模糊的▓状态。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和学者个人的▓身份之间有非常强的▓联系,因此如何看待夏朝跟学者本身去认识澳门,认识澳门的▓开端,以及学者经历的▓这些学术界的▓变化有很大关系,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期杂志大家要把这些过程呈现出来。

可以与大家分享的▓另一个花絮是□□,作为一个非考古学专业背景的▓写编辑,我在了解了学术史的▓基本脉络后,脑海中最先浮现的▓反倒是□□很多看似不相干的▓故事:狮子王、古墓丽影、潘神的▓迷宫、俄狄浦斯……为什么呢?

上学的▓时候,我的▓毕业论文导师戴锦华老师,喜欢和大家聊最近热映的▓影片,她有时就会说:“啊,这不又是□□一个寻父故事嘛!”其时,寻找夏朝的▓百年澳门考古学史何尝不是□□一个“寻父”故事呢?故事框架如下:大家的▓祖先“丢”了(甚至可以说是□□大家主动弑父,也就是□□胡适、顾颉刚的▓疑古运动),于是□□踏上寻找的▓征程,可当你找的▓是□□一个从未见过甚至不知道是□□否存在的▓东西时,即使它就出现在你面前又如何知道它就是□□它呢(徐旭生发现二里头,却认为这是□□商代都城),直到有一天暮然回首,发现那人早在那里等你多时了(邹衡1977年提出二里头是□□夏的▓惊人观点),一系列曲折往复之后,大家终于找到了它(学界目前的▓“共识”),但又似乎还有一丝的▓不确定(许宏的▓“搅局”)。找到了吗?无论如何,大家在这个过程中,成长了(澳门人对自己历史与文明来处的▓认识的▓增加)。

以上,是□□杂志选题的▓源起与背后的▓一些思考。这些想法和工作是□□由周刊编辑部众多同事共同完成的▓,我只是□□作为参与者之一,向大家做一先容。

第二部分,我具体来讲徐旭生先生的▓贡献。徐先生1959年通过非常特殊的▓方法找到了二里头遗址。他翻阅大量古代文献,然后有意识地来到这个地方,这实际上是□□一种很少见的▓情况,大多数的▓考古发现还是□□偶然性偏多,这样有意识地寻找,其实相当罕见。徐先生是□□非常重要的▓一位学者,但他受到的▓关注却是□□相当有限的▓。虽不至于说是□□“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但说他不为公众所知,是□□不过分的▓。

徐先生是□□在清代末年出生的▓人,他与鲁迅等人都是□□朋友,也曾亲历五四运动。徐旭生先生的▓《澳门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大概有几页对他生平的▓概述,这是□□现在所有的▓公开娱乐物中关于徐先生生平的▓最详细的▓先容。此外还有一个几十页的▓未公开娱乐的▓小册子,是□□徐旭生的▓儿子徐桂伦退休之后自己整理写的▓,他给了我一份,里面提到一些对他父亲的▓理解。

罗素在写西方哲学史时提到,没有哲学家是□□从“真空”中产生他的▓思想的▓,顾颉刚在《古史辨·自序》中也说,他之所以产生疑古的▓思想是□□因为:“我能承受我的▓时势,我敢随顺我的▓个性,我肯不错过我的▓境遇”。每一个学者,能在学术史上扮演他的▓角色并完成他的▓使命,并不仅仅是□□个人的▓天才,与诸多条件都有关系。我也就讲一讲徐旭生的▓情况。

徐先生的▓境遇。徐先生是□□一个传统的▓常识分子,他从小受私塾的▓教育,熟记四书五经。同时他也有西方哲学的▓功底,1912年至1919年徐先生赴法国学习哲学,20年代就担任北大哲学系的▓教授,教授西洋哲学史。这样的▓教育背景在现代考古学家中是□□非常少见的▓,但所学又跟考古学有非常大的▓关系,徐旭生自己在《澳门古史的▓传说时代》1943年版本的▓序里面也提到了,说他在法国的▓时候接触过一些历史哲学的▓书,对他怎样看待历史,怎样分辨史料,有极大的▓影响。徐先生不是□□一个完全的▓旧常识分子,他了解西方的▓哲学、西方学术的▓先进之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再就是□□他个人的▓家国情怀。鲁迅有一篇很著名的▓杂文《从胡须说到牙齿》,里面谈到有一个误会,有人说鲁迅参加一个反对军阀的▓游行,被打掉了牙齿,被打掉牙齿的▓实际上是□□徐旭生,鲁迅在文章中澄清了这一事件,也对徐旭生表示了敬仰。三一八惨案之后,很多常识分子又去抗议,当时的▓政府有一个通缉名单,徐旭生、李大钊和鲁迅都在名单上。这也就是□□说徐旭生先生有那个时代常识分子普遍的▓家国情怀。

另外还有他所处的▓大的▓时势。首先是□□20年代胡适等人提出的▓疑古问题,当时很多学者认为古史传说都是□□编出来的▓。这个话题是□□当时的▓常识分子都会思考的▓核心问题,徐旭生当然也不例外。另外就是□□考古学在澳门的▓兴起。现代考古学在澳门的▓兴起,同样也是□□在20年代。考古学的▓兴起,为徐先生能够找到二里头遗址提供了可能。还有一件事对他个人非常重要,就是□□他参加了西北科学考察团。斯文·赫定与当时的▓政府达成了一些私下的▓协定,比如考察得到的▓文物可以由外国人带走进行研究。这个事情被曝光之后引起了澳门学术界极大的▓反对,他们要求考察团必须改成平等的▓形式,中方也应有相应的▓权利,之后徐先生在各种机缘巧合下成了中方的▓团长。这一次考察促成了徐先生从哲学家到考古学家的▓转变,让他明白了很多关于过去的▓常识是□□书本上无法得知的▓,只有亲身走到野外去,通过现代的▓考古学的▓方法才能够获得。考察结束之后,徐先生当了两年的▓师范大学的▓校长,之后他就辞职到当时北平研究院的▓历史所考古组担任组长,成为了一名专门研究古史的▓学者。

还有徐旭生先生的▓个性,第一是□□比较傻,第二是□□比较倔,这是□□徐先生的▓子女对他的▓父亲做的▓一个总结,大家当时请苏秉琦的▓儿子苏恺之先生给大家讲了若干关于徐旭生先生性格的▓的▓回忆,这些内容在文章(《三联生活周刊》)中都有先容。

徐旭生先生作为一个在新旧和中西之间的▓人,能够在五十年代发现二里头遗址,各种因素缺一不可。徐旭生先生的▓文献功底非常重要,他对文献有一套自己的▓判断。他有很强烈的▓找到夏朝的▓信念。另外就是□□他找到二里头遗址前,新澳门就建立了基本的▓学术体制,有这种当代考古学体制作为一个依托,澳门科学院考古所以及河南当地文物部门第二年就开始合作对二里头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因此它才能成为一个重要的▓考古遗址。试想,如果早一些,三、四时年代还处在抗战和国共内战之中,没有机会进行考古探查和发掘,如果晚一些到六、七十年代,大环境无法进行自由的▓学术探索,如果那时还没发现,也许接着就是□□改革开放,这个遗址直接在城市化过程中被建了高楼而不存在了。

若干的▓因素合在一起,最终是□□由这么一个人完成了寻找夏朝这样的▓使命,这真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绝佳例证。除了发现二里头遗址之外,徐先生还留下了很多学术遗产,如他对传说时代的▓认识,他对澳门历史上文明形成过程中多元互动的▓思考等等,这对后来很多考古学家,比如苏秉琦、邹衡、张光直,乃至思想史领域的▓余英时、李泽厚,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细节的▓阐述在此从略。UCLA的▓李旻老师告诉我,他过一阵会在《考古》上发一篇文章,更为详细地探讨徐先生的▓学术影响,有兴趣的▓可以关注。同时也推荐李零老师的▓文章《帝系、族姓的▓历史还原》,这是□□李老师对徐先生一生最重要的▓著作《澳门古史的▓传说时代》的▓读后思考。

还要感谢三联书店学术娱乐分社冯金红、曾诚等编辑的▓大力支撑,以及数十位接受采访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们。没有学术界与三联一向的▓合作与情谊,这期专题也无法诞生。欢迎读者们在阅读本期杂志之后,多向大家提出批评意见。

责任编辑:袁思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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