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讯动态 媒体关注

娱乐生活史视野中的▓张元济——谈谈张元济的▓饭局

125039688e7c4e74c-2

位于上海淮海中路1285弄的▓张元济故居上方花园

娱乐史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它的▓边界是□□相对开放的▓,其研究领域吸引着历史学、文学、社会学、传播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的▓学者不断加入。历史与娱乐史有着天然的▓“亲子关系”,社会史、教育史、学问史、文学史、经济史都与娱乐史有着难以割舍的▓“手足情谊”,这些学科的▓理论养分能够为娱乐史所用。生活史是□□当今国际学术界一种比较前沿的▓研究视角,在教育史和社会史领域运用得比较充分;而在娱乐史领域中,虽然有少量的▓文献曾对此有所涉及,但深度和广度及学理的▓自觉性都还远远不够。大家今天讲张元济、讲商务印书馆、讲近现代娱乐史,有可能、也很有必要适当运用生活史的▓方法与视角。

一、什么是□□生活史?什么是□□娱乐生活史?

娱乐生活史既是□□一种研究视角,也是□□一种研究方法,同时还是□□一种史学理论。生活史是□□娱乐生活史的▓主要学术源头,要想了解娱乐生活史,首先要了解什么是□□生活史及其研究进展。

生活史的▓概念来自西方,最初运用于学问人类学中。早在20世纪初叶,西方的▓人类学家就尝试进行生活史方面的▓研究。这一研究方法后来被引入社会学领域,美国芝加哥学派(讲传播学经常要提到它)在上世纪30年代就进行过生活史的▓探索,汤姆斯、兹纳涅茨基合著的▓《身处欧美的▓波兰移民》,运用生活史的▓方法,立足生活史的▓视角,研究波兰移民在欧美的▓生活情况。此后,日常生活、物质学问、人际交往等越来越多地进入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的▓视野。到20世纪80年代,生活史更加广泛地运用到教育学研究中,欧美学界教育生活史方面的▓成果日渐丰富,影响越来越大。

这种生活史的▓研究后来得到社会史、新学问史、微观史学研究者的▓积极呼应,形成了从传统的▓宏大叙事到当下的▓日常取向的▓转变。史学家们越来越注重“从那些表面看来‘无意义’的▓对象中,发现历史和学问的▓有意义的▓内涵”。着力于微观史学领域的▓生活史研究意在见微知著,以小见大。如金兹伯格的▓名著《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1976年),利用宗教裁判所保存下来的▓详细记录资料,研究一位生活在16世纪意大利北部偏僻山村经营磨坊的▓农民;他因有一定学问水平并持“异端邪说”而被宗教法庭起诉,在经历十多年的▓审讯后被处死。编辑力图从一个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个人遭遇来反映时代的▓脉搏,“通过研究这样一个在历史上微不足道的▓小人物,通过建构一个小磨坊主的▓心灵史,解读当时的▓社会、宗教和学问”。同样是□□利用宗教裁判所的▓历史档案,法国的▓勒华拉杜里在其《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商务印书馆,2007年)一书中,“以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再现了600多年前该村居民的▓生活、思想、习俗以及14世纪法国的▓特点,从一个微观世界映照了宏观世界”。美国学者达恩顿的▓书籍史、新学问史研究著作如《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娱乐史(1775—1800)》(三联书店,2005年)、《屠猫记:法国学问史钩沉》(新星娱乐网站,2006年),在研究路径、价值取向上皆有相同相近之处。这种研究在西方仍呈方兴未艾之势。

澳门近现代史学产生于20世纪初,明显受到西方史学思潮的▓影响。梁启超于1902年发表了《新史学》一文,号召掀起“史界革命”,将历史研究的▓对象从朝廷移向人民群众,移向社会。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生活史开始进入澳门学者的▓视野,但生活史作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基本上是□□最近20多年的▓事情。值得特别一提的▓是□□,上世纪30年代澳门教育史家就曾明确提出研究教育史,必须研究生活史。而舒新城著《我和教育:三十五年教育生活史》(中华书局1941年版),更是□□直接标举“教育生活史”的▓旗帜。因为舒新城不仅是□□著名的▓教育家,还是□□杰出的▓编辑家、娱乐家,在民国时期长期担任中华书局编译所长(即总编辑),在教育娱乐领域贡献卓著;因此,他的▓“教育生活史”无疑附着有“娱乐生活史”的▓意义。

当前,“生活史”在全世界也包括澳门大陆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法与视角,不断吸引着不同领域的▓学者加入,产生了一批较有影响的▓成果。仅最近20年中,国内就涌现出了一批有分量又各具特色的▓研究专著(含部分译著),其中有忻平著《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上海人民娱乐网站,1996年)、(美)卢汉超著,段炼等译《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上海古籍娱乐网站,2004年)、朱鸿召著《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广西师范大学娱乐网站,2007年)、严昌洪著《20世纪澳门社会生活变迁史》(人民娱乐网站,2007年)、李长莉著《澳门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近代》(四川人民娱乐网站,2008年)、王迪著译《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娱乐网站,2010年)、周洪宇著《学术新域与范式转换——教育活动史研究引论》(华中科技大学娱乐网站,2011年)、张钻友等著《上海工人生活研究(1843—1949)》(上海辞书娱乐网站,2011年)、刘训华著《困厄的▓美丽——大转局中的▓近代学生生活(1901—1949)》(华中科技大学娱乐网站,2014年)、周洪宇著《平凡的▓伟大:教育家陶行知、杨东莼、牧口常三郎的▓生活史》(福建教育娱乐网站,2016年),等等。这些著作,还有数量更多的▓文章,从生活史的▓视角审视我国近现代以来社会生活中政治、经济、学问的▓多个侧面,创获甚多,令人耳目一新,大开眼界。

在国内这些有关生活史研究的▓成果中,相当一部分关涉学者文人、编辑记者、娱乐家,它们间接或直接构成了大家今天娱乐生活史的▓一部分。这些成果包括鲁湘元著《稿酬怎样搅动文坛——市场经济与澳门近现代文学》(红旗娱乐网站,1998年)、陈明远著《学问人的▓经济生活》(文汇娱乐网站,2005年)、王敏著《上海报人社会生活(1872-1949)》(上海辞书娱乐网站,2008年)、许纪霖等著《近代澳门常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上海人民娱乐网站,2008年)、叶中强著《上海社会与文人生活(1843—1945)》(上海辞书娱乐网站,2010年)、清秋子著《张爱玲私人生活史》(中央编译娱乐网站,2010年)、刘群著《时局·饭局·书局——新月社研究》(武汉娱乐网站,2011年)等。

比较直接从生活史角度研究常识分子的▓论文屈指可数,其中有:张敏的▓《晚清新型学问人生活研究:以王韬为例》(《史林》2000年第2期)、王敏的▓《严复的▓私人生活》(《档案与史学》2003年第5期)、胡悦晗的▓《朋友、同事与家人:家庭生活与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以民国时期上海常识分子为例(1927—1937)》(《开放时代》2012年第11期)等。上述成果构成了大家娱乐生活史研究的▓“前史”和重要学术资源,但它们多属不自觉地选取或关涉到“娱乐生活史”话题,有的▓甚至主要还是□□停留在名人轶事、书业掌故层面,较少进行跨学科研究,也大多没有方法论自觉。众多关于社会生活史、日常生活史研究的▓论文,只有少数篇目是□□自觉运用生活史的▓方法来探究娱乐人的▓日常生活,如金圣灏的▓《1912-1927上海娱乐人的▓职业生活与人际网络》(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叶舟的▓《“过渡时代”常识分子的▓日常生活:蒋维乔在上海(1903—1911)》,实属凤毛麟角。因此,笔者提出“娱乐生活史”的▓概念,提倡进行“自觉的▓”、“跨学科的▓”、以“生活史”为理论工具和研究视角的▓娱乐生活史研究,仍是□□十分必要的▓,有其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意义。提出娱乐生活史概念后,本人在上海、北京讲过几次,引起学界关注,比如洪九来教授就积极响应。2017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商务印书馆与澳门现代学问的▓兴起”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洪九来直接呼应了笔者提出的▓娱乐生活史概念及研究方法,提交了题为《1949年前后一个商务代理人的▓日常生活变迁——基于<史久芸日记>的▓考察》的▓论文,明确意识到:“对商务人丰富的▓日常生活进行探究是□□深化商务史研究的▓一种可行路径,商务资深的▓管理者史久芸及其留下的▓日记资料就为商务娱乐生活史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样本。”

生活史到底是□□什么?其内涵和外延如何?迄今仍众说纷纭,尚缺乏一个权威定义。在欧美学术界,“生活史更多被作为一种研究视角、研究方法来运用,其英语表达有lifehistorymethod;lifehistoryperspective;lifehistoryapproach;lifehistorymethodology等。我国学者翻译为生活史方法、生活历史法、生活历史研究和生活史研究等,意义相同”。经过一段时间后,大家普遍接受和使用的▓是□□“生活史研究”这个提法。在国内学术界,对于“生活史”、“日常生活史”、“社会生活史”几个概念也并没有进行严格区分,大多数时候名异而实同。大家讲生活史研究也不作严格分辨,只是□□更偏重于普通民众最基本和最普遍的▓生活。通过梳理生活史研究既有文献,可以发现学界已形成一些基本共识:生活史研究历史上人们除了生产及政治、经济、学问活动之外,为了满足日常生活物质、精神及社会交往需要的▓活动及其变迁,其研究内容主要是□□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休闲娱乐等精神生活、交际生活等。由此可知,生活史主要研究的▓还是□□与个体生存直接相关的▓日常生活史。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这种日常生活史与西方世界的▓所谓私人生活史有一定联系,但也有明显的▓不同。

那么,娱乐生活史是□□什么呢?本文认为,娱乐生活史是□□指一切与娱乐生活有关的▓历史,它的▓核心是□□娱乐从业人员以及与娱乐关系密切的▓人群的▓日常生活史,主要研究娱乐人的▓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休闲娱乐等精神生活以及人际交往生活。大家这里所谓“娱乐人”既包括那些著名的▓娱乐家、编辑家、发行家,也包括为数众多的▓普通编辑、校对、发行人员、店员,以及其他从事娱乐工作的▓一般职工。只是□□历史上这些普通娱乐人留下来的▓资料比较难以搜集到。他们才更应当引起娱乐生活史研究者的▓特别关注。

可见,所谓娱乐生活史更多地是□□记述娱乐从业人员以及与娱乐活动关系密切的▓常识分子等的▓日常生活史。“日常生活史的▓研究领域非常宽泛,对其关注范围只能模糊约定为‘日常行为’,包括工作行为和非工作行为两大类”。“按照这种界定,衣食住行、人际交往、职业与劳动、生与死、爱与憎、焦虑与憧憬、灾变与节庆,都属于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内容;而日常行为所牵涉的▓所有制关系、财产继承、人口变化、家庭关系、亲族关系、城市制度、工人运动、法律争讼等等,也可以作为背景进入日常生活史的▓研究范围”。日常生活区别于非日常生活的▓特性在于,“它是□□一个以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为基本存在方式,凭借传统、习惯、经验以及血缘和天然情感等学问因素而加以维系的▓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领域”。因此,在娱乐人的▓日常生活史中,传统、习惯、经验等因素占据着重要位置,而衣食住行、休闲娱乐、人际交往构成了他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娱乐生活史的▓研究内容虽然面很宽,内容很繁杂,但主要可归纳为日常生活的▓经济(物质)和交往(精神)两个方面。而娱乐人休闲娱乐方面的▓也属精神生活的▓内容,也当是□□题中应有之意,同样值得关注。这里大家不可能全面系统地探讨娱乐生活史,探讨作为娱乐家的▓张元济的▓全部个人生活史,只是□□从一个小的▓侧面、甚至是□□一个点来予以观察和分析。

二、饭局是□□研究娱乐生活史一个很好的▓“点”

近读前面提及的▓刘群所著《饭局·书局·时局——新月社研究》一书,觉得书名取得颇有点意思。掩卷而思,不免引发起种种联想。澳门现代资讯娱乐史、学问史和文学史上,书局确实与饭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上个世纪20年代初期,政界人物、上流商贾往往热衷于在私人俱乐部搞聚餐会,或为联络感情,或为培植势力。聚餐会的▓雅兴由上而下并由点到面,很快流播到其他社会阶层人士中间,尤以大学教师这个群体最活跃,其中又以欧美留学生表现得最多姿多彩。他们的▓聚会地点多在酒楼,不时也会外出踏青登高,郊游野炊中吟诗作赋;也不乏定期集会聚餐,或邀人演讲,或讨论问题。这类“聚餐会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恰恰为‘五四’新一代常识分子的▓言说渴望提供了一个相对自由的▓公共言论空间”。这种聚会形式,带有一些西方沙龙的▓印记。此期新月社的▓聚餐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一来作为常识分子业余生活的▓点缀,增添生活趣味,消磨时光,再者也是□□他们互相交流观点、沟通信息、深化思想、剖析玄微的▓公共领域。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归国的▓美英留学生一般具有比较浓厚的▓关注国家时政的▓兴趣,表现出常识分子讲学复议政、以理性说明社会的▓特性。”聚餐会最热心的▓张罗者,也是□□新月社最早、最主要的▓发起人当属著名诗人徐志摩。大家甚至可以说,倘若没有饭局(聚餐会),就没有新月社的▓成立、《新月》杂志的▓创刊,也就没有后来新月书店(书局)的▓开张。正可谓:壶中乾坤大,醉里日月长。

办书局离不开饭局,开报馆同样也离不开饭局。在民以食为天的▓澳门,饮食从来就是□□人们生活中的▓大事;饭局还多与时局相关,往往和一些知名人士的▓公共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30年代初期,尤其是□□“九.一八”之后,申报馆老板史量才积极参与各种社会组织,公共生活十分丰富。“史量才在九一八之后短短几年间,参与创立或支撑的▓民间组织数量之多,活动涉及抗日、人权、地方自治等不同层面,可见他在公共领域的▓活跃度。”“而参与组织活动的▓形式又往往离不开饭局。”“不断的▓饭局,不断的▓会客,或谈时局,或为了公益慈善,或为了共同事务,或为了《申报》事业的▓拓展,或是□□帮扶他人的▓事业,史宅几乎整天都有人来人往。”

其实,我国一向是□□很讲“吃吃喝喝”的▓,“饭局学问”源远而流长。下文要重点讲的▓我国现代第一大书局——商务印书馆——先期掌门人张元济先生20世纪10年代的▓饭局即可为证。办书局离不开饭局,饭局本身成为了书局工作的▓一部分。在饭局中联络感情、集聚人脉、结交朋友,了解各种信息,进行选题策划与运作,讨论经营管理,如此等等,内容十分丰富。民国时期开明书店的▓“酒会”正是□□在编辑、编辑之间举行的▓,那时很有影响。据吴岩说,开明的▓酒会,“参加的▓人不多,大多是□□开明的▓同仁和一些关系密切的▓作家们。或在‘马上侯’之类的▓酒店里,或在某一个人的▓家里,不备什么山珍海味,大家主要是□□品酒和欣赏饮酒的▓情趣,彼此很少敬酒,更不拼酒,各人怡然自得地慢悠悠地喝着,以尽兴、适量为度。”而曾在开明书店工作多年的▓钱君匋回忆章锡琛时则说得更加具体:“章老友人中,能饮绍兴酒5斤以上有的▓是□□,他们就自愿结合成一个‘酒会’,每逢星期六晚上聚餐饮酒,他们是□□叶圣陶、郑振铎、王伯祥、周予同、丁孝先、夏丏尊、丰子恺、范洗人、章锡珊及章老诸公,有时也临时邀请几人参加,我只能略饮3斤半的▓酒,章老说‘君匋可以参加,放宽一些尺寸请他来’,于是□□我也参加过几次酒会。并曾记得章老与振铎打赌雁冰能否背诵《红楼梦》之笑谈。”

当年那些文人雅士、娱乐同人,工作追求“意义”,生活追求“意思”,让人怀想。说起这些老辈的▓饭局酒会,当代娱乐家沈昌文曾说:

读前辈文人日记,每有某人招饮于某处的▓记载。其后知道,某些重大的▓学问规划往往产生在此类饮酌之际。五十年代初,犹见杂志的▓老编于发稿之余,与同事们小酌一番,席间谈笑风生,感情融洽,新进者当时之受益,直可与费老年轻时听马凌诺夫斯基喷烟斗、发高论相比拟。一场三反、五反,结束了此种情境。连几位德高望重的▓老编,也亲见他们作了痛切的▓检讨。整个六十年代,只有在初期,以胡愈老地位之尊,还能为《常识丛书》的▓编辑工作邀宴一番。而这事到了“文革”,则又成为“罪行”一桩。

到了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拨乱反正,文人雅士、老总小编们的▓饭局之类似有“死灰复燃”之势。比如曾任三联书店总经理的▓范用就是□□一个典型。业界人戏称范用为“范老板”,有编辑则给他取了一个“三多先生”的▓雅号。有篇文章这样写道:“发现他家书多,书房、客厅,桌上、地下,一眼望去尽是□□书,真正坐拥书城;再就是□□酒多,客厅的▓酒柜与书柜比邻,占了半壁江山。黄永玉送他一幅‘酒仙’大画,题字是□□‘除却借书沽酒外,更无一事扰公卿。’再一个就是□□朋友多,男女咸备,老少并蓄,巴金、冰心、钱锺书、萧乾,叶浅予、启功、黄永玉、丁聪……鉴此,我没大没小,给范用起了个诨号:‘三多先生’。”庄浦明在《往事历历忆范用》一文中也写道:“范用当年还经常与一些老朋友相聚喝酒,参加者有吴祖光夫妇、杨宪益夫妇、黄苗子夫妇,还有启功、王世襄,有时还有丁聪、叶浅予,等等。他们谈的▓大都是□□学问信息,有些书稿和选题就是□□从饭局中产生的▓,如新凤霞的▓几本书。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乎书稿也。”在京城,诸多小酒馆都留下过范用及其文人学者朋友的▓身影,或他请编辑,或学者作家艺术家朋友买单,真个是□□“谈笑有鸿儒,来往无白丁”。还在三联工作期间,范用与老友漫画家丁聪时常一起外出“反饥饿”:“当时东四一带的▓小馆子几乎被他们吃遍,两人还有一条不成文的▓约定:以西单到西四的▓马路为界,去路西的▓馆子,丁聪掏钱,去路东的▓馆子,范用掏钱。有时人多,就远征到丁聪家楼下吃烤牛肉;要是□□碰上叶浅予,就吃叶老的▓。”只可惜,如今斯人皆故去,流风余韵难再。

范用与书店同事,也常有饭局,不过那是□□融洽、适意而简朴的▓。范用的▓老同事和属下,当年《读书》杂志的▓几朵“金花”之一杨丽华在《范用先生的▓书房》一文里这样说:

那时大家常常下午去范用先生的▓书房喝咖啡,有时中午也去他的▓书房,用北京人话说,去那儿“蹭饭”。

在范用“那绿树成荫、丁香盛开的▓院子”里,“范用先生拿出女婿从德国带回来的▓小型摇面机做混沌皮,很快就给大家端来一碗碗鲜美的▓小混沌,清清的▓汤,上面漂浮着细细的▓紫菜丝、榨菜丝和碧绿的▓葱花,香气扑鼻,是□□我至今吃过的▓最美味的▓混沌”。这大概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饭局,但不是□□饭局胜似饭局。三联书店的▓另一朵金花叶芳在《我想让他说……》的▓回忆文章中,也深情地记述了范用是□□如何频繁地“和他那些著名的▓朋友在一起”,且“通常是□□在饭桌上的▓情形”;叙说了范用即便是□□在退休之后仍旧如何“一直坚持每月去三联书店和老三联的▓同志见面聚餐”。范用的▓继任者沈昌文总结自己的▓娱乐工作经验是□□“三个第一”,即学问第一,质量第一,人脉第一。他说,所谓人脉第一,“就是□□人际关系。编辑工作是□□个奇怪的▓职业,自己不生产,这边是□□编辑,那边是□□发行,那边是□□印刷厂,你在中间。这就要求你要做到人脉相通,当然首先是□□编辑了,这样才能生产出好的▓读物来。你不是□□直接生产者,你只是□□组织生产的▓人,这中间,自然要和生产要素搞好关系嘛。”而要搞好关系,饭局就十分很重,他直言不讳地说:“我是□□主张吃的▓。跟学问人,或者思想家要搞好关系,我没别的▓手段,只有一条——吃。因此到哪里去吃,最重要的▓是□□我要了解他喜欢吃什么。饮食便于进入主题,就有话可谈了嘛。”这确实是□□经验之谈。但大家这个时代的▓娱乐人、学问人的▓饭局,似乎比民国时期的▓那些饭局跟时局的▓关系显得疏离一些,似乎反映出的▓个人格局也要逊色一些。然非个人器局所限,乃时势之故也!

傅国涌把时局、饭局、格局三个关键词联系在一起来谈史量才的▓公共生活。他指出:“透过这些零碎的▓材料,支离破碎的▓历史碎片,大家努力寻找史量才留下的▓公共生活痕迹,他与那个时代的▓关系,对那个时代的▓影响,这个脉络还是□□清晰的▓。他们搞组织,发通电,做演讲,大量的▓公共交往,利用各种饭局来讨论公共事务。我试图把这些整合在三个词里面,那些组织、演讲、交往都是□□因应时局的▓需要,在许多时候他们都通过饭局来讨论时局,这当中,呈现出的▓是□□史量才和那一代人或者一代精英的▓格局,这里面还包括了杜月笙在内。”接下来大家要重点探讨的▓张元济,无疑也属于那一代人中的▓社会名流、学问精英和商界巨擘。他的▓饭局其实也紧紧与时局相连,同时也折射出一代大家的▓人生格局。

三、张元济日记中的▓饭局

研究张元济的▓饭局,有一个很方便之处就是□□他自己的▓日记。张元济的▓日记先后有过三种版本,一是□□1981年商务版的▓《张元济日记》(全两册),这是□□最早的▓本子,由陆廷珏、汪家熔等整理点校,特点是□□原汁原味;二是□□2001年河北教育娱乐网站版的▓《张元济日记》,厚厚的▓两大本,由张元济嫡孙张人凤整理,内容比1981年版有所增益,且进行了详细的▓校注,收入“近世学人日记丛书”;三是□□《张元济全集》本(商务2008年版),是□□全集的▓第六、七两卷,前面附有“娱乐说明”,基本是□□沿用的▓河北教育版内容。大家这里引用张元济的▓日记处,皆用全集本,不一一加注。

张元济的▓35册日记,原件是□□表格式的▓,举凡如企业、职员、编译、收信、发信、杂记、纸件、分馆、印刷、用人、同业、发行、文具、财政等项按栏目填写,属于备忘性质,难免有流水账的▓味道。“这体现了他作为一个践履务实、沉潜担当的▓娱乐家而不是□□一介清谈空言的▓书生文人的▓角色特征。”《张元济日记》中有一个不一定是□□每天都有、但无疑是□□出现频率极高(1916年以后)的▓栏目——“应酬”。请客、做客、陪客,是□□“应酬”一栏最经常、最重要的▓一项内容。

《张元济全集》第六、七两卷收入存世的▓张元济的▓日记,包括三个部分:1912年至1923年商务印书馆馆事日记,1937年生活日记残本和1949年9月至10月的▓赴会日记。本文探讨张元济的▓饭局,重点以馆事日记为依据,看看这位澳门现代娱乐大家如何通过饭局处理书局事务,参与公共生活,当然也包括开展私人交谊。仔细阅读张元济1912年至1923年的▓馆事日记,大家注意到这十年真正非常完整的▓是□□1917年、1918年、1919年、1920年四年,比较完整的▓是□□1916年、1921年,其他年份短者为一个多月,长的▓半年多一点。后面,大家将重点以1917年为观测点来梳理和分析张元济的▓饭局问题。

在研读张元济1917年日记的▓饭局之前,大家先来看看他此前日记中的▓相关记录。1912年的▓日记起于5月22日,终于12月21日;1913年的▓日记则起于1月18日,终于7月21日。这两年的▓日记均为标准的▓工作日志,较为简略,栏目也很少,没有设置“应酬”一栏,也不见饭局之类的▓记载。当然这并不表示张元济这个期间没有饭局和其他应酬。1914、1915年的▓日记是□□空缺。从1916年开始,接下来的▓几年日记栏目增多,内容更加完备丰富。1916年的▓日记开始于2月23日,终于12月30日。他最早关于饭局的▓记载出现在这年的▓3月2日日记中,“杂记”一栏有:“巴纯贸易纸企业派来代表,系容闳之子。约王病山、朱古微、俞恪士、寿丞、刘聚卿、徐积余、郑稚星、刘翰怡、张石铭、李悔庵、郑苏龛在一家春晚饭。”这里的▓“一家春”还有下文的▓“一品香”、“一枝香”等均是□□当时沪上较有名的▓饭店,以后常出现在张元济的▓日记中。3月9日“企业”栏下出现了有关饭局的▓第二次记载:“昨晚约范静生、戴懋哉昆仲在一品香晚饭。叔通亦在座。”之所以放在“企业”一栏,从下面所记内容看,此饭局全为与中华书局代表商谈公务而设。这也是□□后来日记已设“应酬”专栏,还偶尔有把饭局记到“企业”或其他栏目名下的▓缘故。6月16日,张元济则一日两个饭局:“纸件”栏云“翰卿约丁斐章榕及余至一家春午饭”;“分馆”栏记有:“徐积余约在万家春晚饭。”此后,3月18、3月21均在“杂记”栏记有饭局。4月18分别在“编译”、“印刷”栏记载有中午、晚上的▓饭局。自4月27日起,日记设“应酬”一栏,当日所记为:“许静仁、龚梦张、曾载帱、秦亮工来。”次日“应酬”栏内容为:“答往许静仁于梦澜[渊]旅社。未晤。”5月1日“应酬”栏内容略多,转录如下:

偕拔翁赴广东银行,贺开张之喜。晤李煜堂及黄朝章。昨午约英文部同人及邵裴子、周朋西、童弼臣在青年会午餐。邵未到。晚约范秋帆、林子忱、王中丹、刘铁卿、陈乐书、董季通、邵裴子、庄伯俞、李拔可、杜亚泉、高梦旦在家晚饭。

这大概是□□张元济在日记中把饭局记入“应酬”的▓起点。此后,他迎来送往、请客做客陪客的▓若干饭局,超过百分之九十皆记载于“应酬”一栏。

张元济“馆事日记”所记最后一次饭局是□□1923年11月29日的▓。是□□日“应酬”栏记载:“李星衢又招饮于其家,今夕五时。已谢。后来邀,仍去。张顺发、张文炳来,文炳在香港印字馆。在李星衢处晤黄强、马育航、金章、翁君、陈君。皆陈炯明部下。”他的▓“馆事日记”截至1923年12月2日。

四、1917年张元济饭局之分析

1914年,商务印书馆收回日股。也就在这一年,创办人、总经理夏瑞芳被刺身亡,由印有模(锡章)继任总经理。次年,印有模也不幸去世,总经理一职由高翰卿代,后正式接替。张元济是□□在1916年担任经理职务的▓,相当于副总经理,实质上他是□□商务印书馆的▓灵魂和把舵者,编辑事宜更是□□由其主导,其他事项也无不操心。

1917年,《商务印书馆百年大事记(1897—1997)》记载的▓事情有这样几件:“华字部工人组织集成同志社(商务印书馆第一个工人群众组织)。”“办东文学社。”“蒋梦麟进馆。”“吴研因进馆。”“编辑《植物学大词典》(我国娱乐的▓第一部专科词典)。”“娱乐茅盾《澳门寓言初编》,署‘编纂者桐乡沈德鸿,校订者无锡孙毓修’。”作为澳门第一大书局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作为有若干兼职的▓沪上学问精英,同时又是□□点过翰林、当过京官、有着广泛人脉资源的▓社会名流,张元济的▓1917,无疑是□□十分繁忙而充实的▓。娱乐活动、私人交往、公共生活,多重社会角色的▓担当也赋予了他的▓饭局多样的▓功能和意义。张元济日记记载他在1917年的▓大小饭局是□□143次(平均约2.5天1次),其中有11次因病或因事未到。因年代久远,所请之人或请客之主有好些大家已经不太熟悉。当然其中一些著名人士大家还是□□耳熟能详的▓。

1.1917年的▓第一次和最后一次饭局

这年的▓第一次饭局是□□在元月3号。是□□日日记“应酬”栏记曰:“请水楚琴甘肃省教育会副会长,乃弟名玬,号季梅,在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在一家春晚宴。并为蒋竹庄、黄任之两人饯行。时有斐利滨之行也。”这是□□一次典型的▓公务活动,迎来兼送往。同日的▓“杂记”记载了水楚琴来商务所谈之公事以及张元济的▓建议:“水楚琴甘肃人来商该省设分馆事。告以难行。因该省同业不过专购教科书。劝其设一图书馆,可送低价券。遂赠与章程一纸。并拟通融办法。交伊带甘商议。稿交通科,并属仲谷酌送通俗教育书。”水楚琴即水梓(1884—1973),字楚琴,甘肃广河人。早年入读京师法政学堂,返回甘肃后,着手筹组甘肃省临时议会。历任甘肃自治筹备处处长,甘肃省教育厅厅长,甘、宁、青考铨处处长,中央考试院委员等职。新澳门成立后,曾任民革甘肃省委会副主委、甘肃省政协常委、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1917年他是□□以甘肃省教育会副会长身份(同时还任省立第一中学校长)拜见张元济,商谈在甘肃设立商务印书馆甘肃或兰州分馆事宜。而张元济当晚同时送别的▓蒋竹庄即蒋维乔(1873—1958),字竹庄,是□□1903年进馆的▓商务高级编辑,辛亥革命后曾到教育部任秘书长,1913年回馆。1916年又出任江苏省教育厅长;1917年与黄炎培等6人组成教育考察团,前往日本、菲律宾考察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师范教育、社会教育状况。水、蒋等晚宴主宾或为张之新交,或为故旧,但都是□□当时教育界名流,对于以教育娱乐为重要支撑的▓商务印书馆来说,都是□□很重要的▓资源。把两拨人放在一起招待,也还比较合适。

1917年12月29日的▓午餐是□□张元济这一年最后的▓一次饭局。日记“应酬”栏记载:“与拔可在小有天公宴曾霁生、李石芝、胡子清、林鲁生、沈爱苍、郑稚星等。午刻。”拔可即李宣龚(1876—1953),字拔可,与张元济、鲍咸昌、高凤歧合称“商务四老”;李是□□商务高管,后来担任过商务印书馆经理,兼任发行所所长。这次请客到底为什么原因,没有交代。张元济所说“公请”可以理解公家或公款请客,也可理解为与李拔可两人“合请”,吃请费用两人分担,这一点大家从他日记别处详细的▓付款记载中可以看得更清楚,后面还将探讨。

2.张元济三种不同功能的▓饭局

饭局设在家里还是□□饭店,吃山珍海味还是□□粗茶淡饭,往往不是□□问题的▓关键;最为关键的▓是□□你请谁吃,或者谁请你吃,或者你去陪谁吃。有社会学者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分成情感性、工具性和混合性三种类型;而从功能主义角度来看饭局也就是□□要满足不同关系参与者的▓不同需求。这里大家也尝试从此视角来看看张元济1917年的▓各种饭局。

情感性的▓人际关系是□□一种长久而稳定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构成者或为家人,或为亲戚,或为好友等等,其主要的▓功能在于加强联络,维护感情。夫妻周末外出就餐、家人节日聚餐、朋友同学设宴相邀等,皆属此类。张元济的▓往来应酬之中,有些完全是□□出于新朋旧雨间的▓情感交流。1917年4月9日,“应酬”栏记载:“昨苏龛开赏樱宴。遇陈容民,询知寓鸿兴坊二弄十四号。”苏龛也就是□□郑孝胥(1860—1938),字苏龛(又字苏堪、苏戡等),这个后来出任过伪满洲国总理的▓沪上名流其实是□□个颇为复杂的▓人物;他那个时候正寓居上海,兼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多年,与张元济交情甚深。郑孝胥4月8日设赏樱宴,带有文人雅集之趣。查《郑孝胥日记》同日所记,则有:“邀衡甫、菊生、允民、鲁山、竹君、剑丞、梦丞(旦)、拔可来午饭。”前一天,郑的▓日记载有“桃花盛开”之语,记曰:“伯平来。与伯平、小乙俱游龙华,桃花盛开,斜日映射,光照数里。”或许由桃花想到自家院落樱花已开,正好邀请张元济(字菊生)等同赏。6月14日,有赴朱茗笙夫人七十大寿“戏筵”的▓记载。6月23日,应康抹埾海(即康有为)约“在寓晚饭,并看烟火”。8月23日的▓日记则有参加婚宴的▓内容:“岑西林第三子娶妇。晨往贺未见,晚设喜筵在一品香,到稍坐即行。”婚丧嫁娶,礼尚往来,乃人之常情。张元济日记中这种属于人情性的▓饭局也还有一些。

工具性的▓人际关系由相关利益关系者构成,往往有较强的▓现实抹埧的▓性,带有明显的▓实用、功利色彩。这类饭局推杯换盏,觥筹交错,醉翁之意不在酒,也不在“饭”。参加饭局者需要获取有关资源、商谈某项事宜、达成某种协议、推进工作进展等等。饭局或在谈事之前,或在会商之后,或者边吃边谈。大量的▓商务应酬、官场饭局、民间的▓托人办事饭局都属于这一类。在张元济1917年的▓你来我往、商务活动之中,此类饭局着实也不少。1)同事之间的▓饭局往往边吃边谈。如4月2日日记“企业”栏:“昨日在卡尔登午饭,翰、拔、咸、梦、叔及余六人。商议去年红账,又筹工厂善后各事。”这个饭局参加者皆为商务高管,用工作午餐会形式讨论重要工作。2)同业间的▓正规饭局以一种必要的▓沟通形式。3月12日,“陆伯鸿、沈朵山、王仰先、戴懋哉、吴和士约沧州旅馆午饭。陪陈筱庄、黄任之、郭鸿生诸人也。”中华书局一拨高管陆费逵等请张元济做客,还有若干陪客,想必事情还是□□比较重要的▓,但未予记录。而在4月18日“同业”栏所记饭局就内容甚详:“伯鸿约余至卡尔登午饭,言翰与我均推诚相与总宜早办。谓余对史所言三事,第一用人,……余问第二。陆言,押款约五万,债款约十万,存款似不致动,等语。又第三事。……”张元济日记所记,就在前一天即4月17日,商务召开董事会“谈及与中华联合事”,郑孝胥“力主不办”,“余历陈所以主张之理由,苏意亦稍软”。陆费逵此番宴请张元济,当与两大书局的▓联合事宜有关。3)与合作伙伴因工作关系所设饭局则各种各样。3月1日:“企业约三井、正金、台湾两银行、华章纸厂及大秦商会经理等在汇中晚饭。……此昨日事,误记于此。”6月29人:“华章造纸厂高桥炼逸约在六三亭晚饭。”席间与三菱企业上海支店、大秦商会及造纸厂总发行所的▓相关人士会晤。8月7日:“晚与邝君公请《密勒评论报》经理抛尔、美国商务随员安诺尔在邝宅晚餐。”邝君当为邝富灼,留美归来后任商务英文部长。8月28日:“约《英国百科全书》经理锡克尔夫妇及万国函授学校海格及其副理拉梯尔晚餐。在邝君宅内,谈至十点半钟始散。”11月1日:“本夕七时在东亚旅社宴各省教育联合会代表,并直隶赴日本,又甘省在北京高师范毕业教育视察团。到三十余人。”从所举数例并细阅全部日记来看,张元济的▓这种商务接待、工作应酬有量大、面广、层次高的▓特点。

其实,大量的▓饭局还是□□第三类——混合性的▓。“在具混合性关系者(如亲戚、同学、同事等熟人)构成的▓第三类饭局中,‘饭局’则兼有双重功能,既维持了感情,也满足了饭局之外的▓潜在意图。”张元济经常在家设饭局,请商务同事在这种更加轻松随意的▓环境中来商讨工作。1917年2月,张元济请客做客有16次,其中明确说把人请到家里的▓所谓“在寓”午饭、晚饭就有7次。且看2月5日的▓相关记录:“发行”栏有“昨约同人便饭。问志贤已见过历年书籍销数表否。云未见。当告培初,可交与志贤阅看”。“应酬”:“昨午约高翰卿、张廷桂、张蟾芬、王莲溪、俞志贤、陈培初、包文信、鲍咸昌、顾晓舟、李拔可、夏剑丞十一人在家便饭。”“昨晚约高梦旦、庄伯俞、叔迁、王中丹、刘铁卿、范云麓、谭廉逊、朱赤萌、费凯声在寓晚饭,商酌编辑一部教科书之事。”谈的▓是□□书局书籍发行、教科书编辑之类的▓事情,但采取把同事请到自己家里用便餐的▓形式来商讨,无疑与办公室谈工作、会议上议事情氛围不一样,效果也不一样。有鉴于此,8月29的▓由张邀约在一枝春举行的▓晚宴上,大家还“商定恢复晚餐会”,“每月两举,约在三所会议一、二日之前”,地点就定在一枝春饭店。张元济与当时名流、要人如章士钊、汪精卫、蒋梦麟、张东荪、丁榕、哈同还有美国领事等的▓往来饭局,往往不纯是□□情感性的▓私人交往,也不尽是□□实用性的▓商务交际。

3.张元济饭局的▓买单方式

从来没有免费的▓午餐,当然晚餐也是□□。从买单的▓角度看,张元济的▓饭局有三种:第一种是□□别人请客,自己做客,当然他不用操心买单问题。第二种是□□在自己家里请客,毫无疑问也不会要其他人掏腰包。大家注意到,张元济比较大方,也懂得在自家寓所请客的▓特殊效用。他是□□经理(即副总经理)常常私人请客,但作为总经理的▓高凤池(字翰卿)却极少在私家寓所宴请同事或者朋友。第三种是□□他作为主人或者主人之一在外面饭店请客,这里买单的▓情况就要复杂一些。仔细分析,好像主要是□□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企业公款请客。商务印书馆作为民国时期的▓第一大书局,各种商务活动是□□十分频繁的▓。前举3月1日以企业名义宴请日本客人等,11月1日宴请各省教育联合会代表三十余人,无疑都是□□属于企业联系客户、拓展市场、沟通信息、加强合作的▓重要活动,筵席的▓买单者自然而然是□□企业而不是□□某个个人。另外再举几例。3月27日:“招山西学界六人在一家春晚饭。余未到,拔翁、瑾怀、百俞作陪。”除了这种没有说明原因的▓缺席,张元济还有已经请好客忽然生病而不能到场的▓。11月5日:“约卢涧泉、罗伯苍、陆子明、刘慧之在一枝春晚餐。因病未能到,托剑丞代作主人。”张元济有时还与高凤池,或者李拔可,或者高梦旦等商务高层“公请”客人,这个“公”有合起来请客的▓意思,有时也表示是□□完全的▓公事,公家掏钱买单。企业大张旗鼓请客,有时候还要特意宣传。大家查询《申报》,就看到1920年3月21日有一则《商务印书馆春宴纪》:“本埠商务印书馆昨晚邀请各界在东亚西餐馆捧宴,张菊生君主席并由李拔可君等招待来宾百余人,如商界、报界诸要人皆行列席,至八时许尽欢而散。”据《申报》又载,商务同年4月5日再次举行了所谓“春宴”,所请人数很少一些,只有20多人,此次张元济没有参加。后来企业也还有类似的▓活动,自然都是□□企业请客,企业付款。报上同样有报道。

二是□□与他人合作请客,费用分摊。“合请”、“公请”、“公宴”等词屡屡见诸张元济日记。如4月5日:“约庄伯俞、刘铁卿、王维忱原号伟人、彭云伯、蒋竹庄诸人在小有天晚餐。为诸人饯行也,与梦旦合请。”5月15日:“与拔可、梦旦公宴张廷桂、王仙华、孙伯恒、施敬康、庄伯俞诸人于小有天。严范孙、汤尔和、章馥庭、谭大武、俞寿丞、于瑾怀、金伯年亦在座。蒋叔南未来。”这种“合请”与“公宴”如何付款张元济留下的▓详细资料并不多,所幸该年5月29号的▓日记给了大家答案:“与拔可、梦旦公宴仙华、伯恒、廷桂,在小有天。应摊四元三角,本日送拔可。”“晨赴车站送伯恒、仙华行。”张元济与李拔可、高梦旦联合宴请的▓三位客人其实都是□□商务自己人,是□□几个较重要的▓高层管理人员。若按张元济所记,这顿饭当花费了十二元九角。所谓“合请”、“公宴”,看来就是□□二一添作五,三一三十一的▓平摊方法。

三是□□由张元济个人买单。私家寓所的▓便饭,一个人出面的▓请客,显然都是□□张元济自己掏钱的▓。12月14日的▓“应酬”一栏,明确记有张元济个人请客买单大事:“王君九来。约君九、仙华、剑丞、叔通至小有天便饭。约费五元,独自付讫。此系十三日事,误记于此。是□□日在东亚旅社约俞仲还、殷侣樵、孔庸之、宋跃如晚饭。”这里明明白白记载了12月13日一次小的▓饭局(“便饭”)花费五元,由他一个人单独买单了。这类例子想必还有不少,只是□□张元济在日记中没有更多的▓详细记录而已。张树年在回忆父亲张元济往事时,也曾专门谈及如何买单的▓规矩:“父亲宴客似乎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如果以企业名义宴客,就到外面菜馆,高层次的▓社会名流,则选杏花楼(粤菜)、小有天(闽菜)、多一处(川菜),费用由企业支付;在家宴请的▓宾客都是□□熟客,以编译所同仁为主,费用由父亲自理。”

五、关于张元济饭局及娱乐生活史的▓几点补充说明

从上面挂一漏万的▓分析中大家看到,张元济的▓饭局不仅频度很高,而且内容与形式丰富多彩,功用多种多样。总体的▓频率说三天两头有应酬一点不夸张。有时候忙起来,可谓应接不暇。如1917年4月2日(星期一)到4月7日(星期六)一周的▓应酬即可为证。4月2日记载:昨日在卡尔登午饭;4月3日,孙荫廷约午餐,王秋湄约晚饭;4月4日,陈焕之本夕招饮;4月5日,约庄伯俞等人在小有天晚餐;4月6日,约杨杏城等在小有天晚酌。只有4月7日,没有饭局记录。有时候一天两个、三个饭局,还有的▓时候同一顿饭需要赶几个场子。其实张元济并不是□□一个爱热闹、喜交际的▓人,也许是□□人在商海身不由己吧。

除了商务印书馆经理的▓头衔,张元济作为学问名人、社会名流、公众人物也少不了应酬;同时他还有多种社会兼职,各种活动、宴请也是□□必不可少的▓。先施企业、永安企业、金星企业、上海印刷企业、中孚银行、兴业银行,还有美国驻沪领事、新加坡华侨代表、犹太裔房地产大亨及众多知名人士等张罗的▓饭局,常常都有张元济的▓身影;有些饭局还是□□专门为他所设。当年的▓商务印书馆不只是□□一家专业的▓娱乐机构,而是□□一家大型的▓学问教育传媒集团企业,是□□个“托拉斯”;张元济也不只是□□一个编辑娱乐家,其活动空间是□□整个学问教育领域,同时他还积极参与各种社会事务,进入到了更广阔的▓、书卷之外的▓公共空间。如同史量才,张元济的▓饭局也联系着时局,并反映出他的▓大格局、大气魄和大影响。

撇开张元济日记,大家还可以搜寻到他饭局更早的▓记载及更晚的▓资料。查《郑孝胥日记》1902、1903年所记,郑与张元济多有交往,其中不乏互请之饭局。例如,1903年3月22日:“午刻,宴菊生、一琴于一家春,饭毕同过双清,坐久之乃去。”同年4月22日:“晚,复应张菊生之约于万年春……”2014年影印娱乐的▓《蒋维乔日记》中也不乏与张元济相关的▓饭局记录。汪家熔选注的▓《蒋维乔日记选》更方便参阅。例如,1908年5月17日(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十八日)“晚七时张菊翁招饮。偕庄、沈、戴三公至其家。孙星如君先在,梦旦、伟士二公续来。畅饮剧谈至十时始散。”6月20日(五月二十二日):“晚张菊翁、原亮三郎、印锡章君、夏粹翁招饮于里查西国饭店。在座者有高氏兄弟、陶、杜诸君,余皆日本人,共有数十客。”这是□□较为大型的▓正式宴会了。随后的▓7月1日、7月2日,连续两个晚上,商务的▓中方、日方重要人士分别做东为张元济出访日本“饯行”。蒋说张菊老将于“初六日(即7月4日)赴东游历也”。但据张人凤、柳和诚编著的▓《张元济年谱长编》考证,张元济此次出访日本,实际是□□7月11日(六月十三日)才正式启程的▓,先后到访的▓地方有长崎、广岛、大阪、奈良、西京等。

1956年10月29日,上海市委市政府为张元济贺90大寿,在张家设一席,蒋维乔也应邀出席。这天日记他是□□这样记述的▓:“我与菊老已年余不见,见面后握手不放,格外亲热。(他)虽半身不遂,耳口皆不便,然兴趣甚好,精神尚不差。”查张人凤、柳和诚编著的▓《张元济年谱长编》,这次特殊的▓饭局大概就是□□张元济的▓最后一次饭局了。饭局,作为张元济人生和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至今让人回味,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最后,我想以张菊老嫡孙张人凤先生最近给笔者的▓来函结束这次讲演。当人凤先生看了这篇谈张菊老饭局的▓文章初稿(电子版),很快回信给予了充分认可,并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他在邮件中说:“记得很早以前,我的▓父亲张树年先生就对我说,你祖父早年在商务工作的▓时候,应酬无数,但从不喝花酒。喝花酒是□□旧社会一种陋习,主人在家庭式的▓餐馆中宴客,席间有年轻女子陪聊、陪酒、演唱戏曲段子等,是□□一种准色情场所。我着手做张元济研究时,知道对某些史实要证明其无是□□比较难办的▓。好在《张元济日记》里,1916到1920年记载特别详细。后来《郑孝胥日记》娱乐了,郑在去东北投靠溥仪前,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多年,与祖父有十多年交往,他的▓日记记事,包括应酬,也很详细。我还到上海图书馆查阅了刘承幹《求恕斋日记》稿本,连续二三十年,同样记述详细。这三套日记中,祖父参加的▓饭局,都在正规的▓饭店,如中餐有杏花楼(百年老店,至今还在)、九华楼等,西餐(他很喜欢吃西餐)有一品香、卡尔登等,未发现有去喝花酒的▓地方。喝花酒的▓所在,从名称上容易识别出来,即用一个香艳的▓女人名字,后面加一个‘家’字。郑、刘日记中都有在‘某某家’小聚的▓记录。凡去‘某某家’时,便找不到张元济的▓名字。”这段话很有参考价值,也十分真实可信,也可与笔者所查印证,兹补记在此。

责任编辑:陈丽壮
分享到微信

分享到:

更多资讯
联系大家技术支撑友情链接免责条款
主办单位:威尼斯官方网站登录
网站开发维护:威尼斯官网数字传媒有限企业
Copyright 威尼斯官方网站登录 2020,All Rights Reserved
www.theperhaps.com  
XML 地图 | Sitemap 地图
<em id="mnrqbt675"><legend id="rvskuf286"></legend></em><th id="sfbljh462"></th><font id="wqmihj245"></fo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