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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元代文学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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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文学通论》,查洪德著,东方娱乐中心2019年12月第一版,258.00元

查洪德教授新著《元代文学通论》(以下简称《通论》)是□□一部超过100万字的▓厚重学术著作,是□□元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最新重要创获。查教授眼光堪称独到,屡见人之所未见,发人之所未发,《通论》中众多结论与目前通行观点大不相同,甚至有截然相反之处,势必会对今后的▓元代文学教学与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众所周知,当下高等院校惯常以朝代为线索进行澳门古代文学的▓教学。元代文学要么与宋代文学并称宋元文学,要么与明清文学放在一起合称元明清文学。但无论是□□哪一种组合方式,元代文学均被视为边缘而存在:高潮的▓余绪或繁荣的▓铺垫。此外,元代文学无论在文学史的▓撰写还是□□在教学过程中多被删繁就简地只剩下元杂剧,元代诗文及散曲多被一笔带过;元代文学研究多年来也呈现出杂剧研究一枝独秀的▓状态。这固然与元代存在时间不长有关,但更与长久以来形成的▓偏见密切相关。

查洪德教授深耕于元代文学研究30余年,成果卓著,向来为学界所重。《通论》既是□□他多年来研究元代文学的▓心得之论,也是□□对目前学界重新发掘、认识及研究元代文学的▓极好呼吁。以下试从三个方面先容《通论》对元代文学研究的▓贡献。管窥锥指,未必尽当,仅供读者参考。

仅以社会环境而论,以往元代文学史多强调民族压迫、儒生不幸遭际等元代迥异于其他汉族政权朝代的▓特征——这种提法本身或许并无过错,但编撰者站在汉族本位的▓出发点也是□□显而易见的▓。《通论》一改以往的▓论调,从元人奏章与大量材料出发,认为元代学问精神的▓最大特点是□□“大”:气象宏大、大气包容、大而疏略。虽然多种学问在元代有冲突,但主导方面是□□和谐。“在元代独特的▓学问精神下,作家们有着有别于前代的▓人生价值观,也获得了澳门文人从来没有过的▓思想和创作自由,以及观察认识问题的▓多元视角。蒙古族统治者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弱化,使得元代社会在思维和行为方面显现出很多与其他朝代不同的▓特点:汉民族恋土意识与蒙古、色目人游牧、行商的▓旅居习俗相互影响;传统的▓国家概念与游牧民族相互影响形成的▓大国观念并由此形成文人的▓大国意识;一元独尊与道德观念淡化,多元信仰、多元价值观的▓形成,以及汉族文人在此学问精神环境中的▓心灵苦闷和对人生价值的▓重新发现与认识。”这些结论既发人深省,又让人耳目一新。以往的▓研究者也许并非没有发现这些特征,但可能在成说、定论前犹豫动摇并最终放弃。查教授敢于求真纠偏,既来源于他宏阔的▓考察视角、扎实的▓文献功底,也得益于他坚守学术本真的▓勇气。

《通论》认为元代社会最大的▓特征是□□“宽”与“乱”。上层统治的▓松与乱,礼仪大防的▓松动都是□□普遍的▓社会现象。因而,男女自行择偶甚至私奔的▓情况时时发生。这样大家就可以很好地理解包括《西厢记》《墙头马上》《东墙记》在内的▓很多作品中所写的▓男女私情,由偷情开始而最终结合等内容。

《通论》指出元代共有的▓文学主题是□□“厌乱思治”。从这个主题出发,大家不难对目前通行的▓很多观点有本能的▓怀疑。比如一直流行的▓元杂剧反传统、反道德的▓说法。《通论》从社会现象出发,强调社会失序与道德失范。并且最终又回归到文学本位:“文章要服务于当时的▓社会与道德重建,文人们就必须具有强烈的▓使命意识,文风也就重实尚用。在这种观念引导下,元初文论家对凡有违世用的▓为文倾向,都是□□反对和批判的▓。”

这种宏阔的▓视角不仅仅体现在整部书的▓设计上,即便深入到某些微观文学现象的▓考察中时,大家也能感受其带来的▓益处。如元代传记类文章的▓传奇性这一节。以往大家讨论宋濂《秦士录》时,往往把邓弼的▓传奇色彩视为宋濂的▓写作笔法,而《通论》指出元代文学传记类文章传奇性的▓整体特点,就会让大家观察的▓视角从这一个单篇迅速扩展到那个时代。

宏阔的▓视角

虽然书名为文学通论,但在实际构思与写作时,查教授注重将文学与学问、文学与思想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与阐述。在充分考察元代文学发展的▓社会环境、学问精神、文与道关系、区域学术精神等方面的▓基础上,结合元代文学创作的▓实绩,最终又回归文学本位。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通论》即是□□这种理想模式的▓一种尝试,既脱离了从单部作品、具体个人出发的▓狭隘和片面,又与远离文本单纯谈论世风、思想学问的▓隔膜完全不同。所有的▓判断与论述,既来源于对文本的▓切实阐释,又基于对社会整体观照之后的▓客观评价。

新颖的▓体例

通行文学史一般的▓做法是□□:先有绪论,然后以作家或作品为线索分章节进行论述。《通论》则完全打破了这种通行体例,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微观、中观与宏观的▓结合,也体现了编辑的▓学术思考与研究个性。全书气势宏伟,分为上中下三册。上册为“总论”,以往的▓文学史论著,总论亦属不可或缺的▓部分,但囿于篇幅,总体上多流于泛泛之论。查著完全不同,以三分之一的▓篇幅,分别从社会发展、学问精神、厌乱思治的▓共有主题、文与道一,把元代前中期文坛的▓特点归纳为多源归一,把后期文坛的▓特点归纳为多元竞胜,依照详实的▓考辨把元代区域学术精神和文坛风貌归纳为:前期南北抗衡、中期东西竞胜、后期吴越对峙。这样就给读者呈现了一幅既立体又深刻鲜活的▓画面。

中册为“文坛特征风气论”:在特征论方面,编辑归纳了文倡于下、雅俗分流和华夷一体三个特点;又分别用了游历之风、隐逸之风、雅集之风、题画之分和赏曲之风概括了元代文坛的▓风气,并由此归纳出“海宇混一”鼓舞下的▓元代盛世文风。元代疆域广大,国力强盛,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使得文人确有一种自然生发的▓盛世之感,这种盛世之感与唐宋明清等由皇帝推动不一样,没有高压之惧,没有势利之思,因而也尤其值得重视。《通论》这种由作品的▓共性与作家群体的▓旨趣而归纳推演的▓文坛风气,既新颖又明晰,且说服力强。

下册为“体派综论”,从传统雅文学的▓诗文入手,从“元诗四大家”看待“治世之音”,也看到了传记类文章的▓传奇性,编辑一反传统认识中元代曲家反社会、反传统的▓说法,认为他们依然保持着传统的▓士人品格,在杂剧中也主要体现着担当精神。杂剧作家试图通过刺世之笔促进社会重建。从传统的▓文论概念出发,编辑提炼了元代散曲的▓“野逸”之趣。又通过多达四章的▓方式详细考辨了“从苏门学派到中州文派”“姚门文章家群的▓人格与文品”“从金华之学到金华之文”“刘辰翁与庐陵文派”,这就直接把元代文坛的▓起承转合清晰交代了出来。

上中下三册既构成一个通而有序的▓整体,又各自自成系统,且颇具可读性,反映了编辑对元代文学个体、局部与整体的▓内在观照。这种观照既关注到了元代文坛的▓重点文人或经典作品,同时又打破了文体、地域和时间的▓界限,让读者在整体中感受个体的▓诉求,又在个体中牢记整体的▓风貌。堪称体例新颖,构思精巧。

全新的▓观点

《通论》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元代文学研究中突出的▓“三大遮蔽”:源自古代“华夷之辨”观念的▓遮蔽,源自“一代又一代之文学”观念的▓遮蔽,源自阶级性、人民性的▓评价标准(重政教功用、重道德评价在特殊时期的▓特殊表现)的▓遮蔽。源于此,编辑处处力图避免和破解罗根泽先生所提“意识的▓隐藏”,因而使得全书新见跌出,发人深省又令人信服。择其要者概括如下:

发现了“文倡于下”的▓总体特征:“文坛领袖多在野;文学活动多民间自发。”这是□□以往研究没有涉及,也没有认识到的▓。这种特点也使得元代文学的▓创作呈现出其他时代所没有的▓轻松与活跃。自由独立的▓精神在明代初期被扼杀,则是□□明显的▓历史事实。

《通论》中有很多值得关注的▓元素,比如谈到元代诗歌:“元代诗人几乎没有前代诗人那样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诗中也少有刻骨铭心的▓人生体验和对人生问题的▓深邃思考。这都使得元诗似乎不及唐宋诗。但诗歌没有政治意图的▓助推,也就摆脱了政治的▓桎梏。元代诗歌与以前诗歌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回归诗人本身:诗歌成为文人生活的▓一部分,写诗不是□□为了给人看,只是□□自我情感以及朋友交往的▓需要……”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念

对文学史著作的▓编写、文学史教学课时的▓安排、文学爱好者对文学图景的▓构造都有非常明显的▓影响。时至今日,大家对元代文学的▓认识依然停留在“唐诗宋词元曲”的▓阶段,对元代的▓其他文学样式或忽略不计,或几近于全盘否定。事实上,元代传统诗文才是□□构成元代文学最重要的▓根基。《通论》以详实的▓考辨、精当的▓叙述正本清源。其“雅俗作家队伍之关系”中提到,“中华书局娱乐的▓《澳门文学家大辞典·辽金元卷》收元代作家763人。这763位作家,以人为本位统计他们从事不同文体创作的▓情况是□□:只从事诗文(词赋)创作的▓617人(约占总数的▓81%),只从事戏曲创作的▓48人(约占总数的▓6.3%),只从事散曲创作的▓仅有7人。兼写诗文和散曲的▓40人,兼写戏曲与散曲的▓39人……以文体为本位统计,从事各种文体创作的▓作家数量是□□:诗文作家667人,杂剧作家96人,散曲作家94人。”有理有据,令人信服。具体结论方面的▓颠覆有:

20世纪的▓元曲研究,对元曲家的▓定性是□□“浪子文人”“市井文人”,认为他们丧失了士人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精神。很多人以关汉卿自述《南吕·一枝花》《不伏老》为例力证其“浪子文人”的▓本色,这点通过各类文学史的▓广泛传播而成为关汉卿最突出的▓标签。《通论》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种结论,“在元人和明清人眼里,他是□□名宦、士、士大夫。元人熊自得所著《析津志》将关汉卿列入《名宦传》”,而浪子与市井文人是□□没有资格进入《名宦传》的▓。针对《不伏老》是□□否为自述的▓问题,《通论》指出:“早期的▓曲和早期的▓词一样,大多是□□写给歌妓伶人唱的▓,不是□□自我抒情言志之作。就像杜仁杰的▓《庄家不识勾栏》中的▓叙事主体显然不是□□杜仁杰,姚守中《牛诉冤》言说者不可能是□□编辑本人一样,《不伏老》的▓叙事主体也不应该是□□关汉卿。”

《窦娥冤》《西厢记》等惯常被标举为“反封建”代表的▓剧作,如认为“澳门封建社会的▓黑暗制度,使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反映这一社会现实,抨击黑暗,同情人民,赞美反抗,正是□□关汉卿剧作的▓重要主题,而《窦娥冤》则是□□表现这一主题的▓最优秀的▓代表作”(郭预衡主编:《澳门古代文学史长编》(三),上海古籍娱乐网站2007年版,第675页)。《通论》完全不同意这类判断。

此外如所谓张炎、王沂孙、刘辰翁等人的▓朝代归属问题,元代遗民问题等均特别值得关注。诸如此类精彩又令人耳目一新的▓判断还有很多,不一一指出。

当然,笔者对下册的▓体例有一定的▓疑惑之处,比如第二十二章写的▓是□□元曲家的▓士人品格和杂剧中体现的▓担当精神,与接下来的▓两章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重合之处。略显遗憾的▓是□□,元代的▓说唱文学非常发达,至少如元代至正年间刊刻的▓《三国志平话》等作品应该被纳入考察的▓视野,不知何故被编辑略去。此外,编辑提出“在宋金、宋元对峙时期,凡从敌方逃归的▓人,宋人都不信任。辛弃疾南归后的▓遭遇,文天祥被俘逃脱后的▓遭遇,都是□□非常典型的▓”。其实,南宋臣僚对辛弃疾的▓弹劾奏章中,多指摘其贪、虐之类,对其归正身份鲜有指涉,辛弃疾词作中所表述之不得志,是□□中兴时代文人之常调常态,如陆游、陈亮、杨万里、朱熹等地道的▓南宋臣民,也多在文学作品或书信题跋中吟发才不尽用、怀才不遇之叹。但白璧微瑕,这些不能影响到《通论》的▓整体术水平。

清末人曾廉考察元代文人行迹后认为“元时人士皆竞于文学而不竞于禄仕”,这个特点确实与其他朝代迥异。文学史的▓考察,大家既不可辜负那个风格鲜明的▓时代,更不应该漠视那个时代“竞于文学”且取得不俗成就的▓元代文人。查洪德教授的▓这部大著便是□□大家深入认识元代文学的▓最佳“引路人”。如查教授在绪论中所言:“本书是□□对通观性元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尝试。得出的▓认识,已不同于以往的▓元代文学研究。这一研究要讨论的▓问题还很多,研究潜力还很大。大家期待着研究进一步深入。”

责任编辑:袁思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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