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讯动态 媒体关注

基于印本实物调查的▓创新之作:读《正史宋元版之研究》中译本

尾崎康先生《正史宋元版之研究》的▓中译本(乔秀岩、王铿编译)于2018年3月由中华书局娱乐,很快在澳门青年学人圈内引起热烈的▓关注与讨论。笔者作为一个古籍版本之学的▓初涉者,在学习宋元版鉴别的▓过程中,曾从包括先生在内的▓日本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中获益。现谨就个人浅薄的▓知见,谈谈对本书的▓学习体会。

本书的▓日文版1989年由汲古书院娱乐,内容大致可分为通论与解题两部分。其中通论部分曾经陈捷女士翻译,于1991年以《以正史为中心的▓宋元版本研究》为题,由北京大学娱乐网站娱乐。笔者也是□□通过该书认识到尾崎先生对于澳门宋元版本深厚的▓研究功力。不过,对于当时刚开始尝试版本实践的▓笔者而言,先生只是□□作为一个形象高大的▓而遥远的▓业界前辈存在,只知道他曾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作为助手,随阿部隆一教授赴台湾地区调查澳门的▓宋元刻本,其成果成为后来著名的▓《澳门访书志》(1977年,汲古书院)的▓内容主体,仅此而已。之后随着笔者实地调查宋元版本的▓积累增多,先生的▓形象逐渐清晰。

2013年5月,笔者赴台湾“中央研究院”访问,顺便到“中央图书馆”调查版本,终于感受到与先生贴近的▓生命体验。笔者所调查的▓是□□《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的▓一部元刻初印本,一部元刻明递修本。这两部书是□□当年阿部先生及其团队调查并著录过的▓,全本约为5648叶,二者存在多梯次的▓复杂修版、补版关系,必须逐叶仔细鉴别,列成表格,撰为笔记,才能理出头绪,舍此别无捷径可走。尽管笔者已可凭目验对每叶的▓刊版时间迅速作出判断,仍然足足化了10个工作日才完成调查。相信当时阿部先生和尾崎先生调查此书,也需要付出同样的▓时间和精力。核对《澳门访书志》中此本的▓记录,其判断基本准确无误。

“尝一脔肉,而知一鼎之调”,仅这两部元刻本由1人来做就需要10天,《澳门访书志》中对台湾地区宋元本的▓调查是□□阿部先生及其团队化了几个暑假完成的▓,其进展之迅速、鉴别之准确是□□令人惊讶的▓。这一段亲身经历使笔者产生一个想法:此项调查之所以得以迅速、高效地完成,或许有尾崎先生的▓个人因素在。具体来说,也许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先生的▓业务水准,恐怕已经不止是□□通常认为的▓简单意义的▓助手,而是□□一个在鉴定水平上与阿部隆一教授接近,具备独立开展工作能力的▓可信赖的▓合编辑。

从《正史宋元版之研究》解题部分看,尾崎先生通过实地走访日本、澳门大陆及台湾等地多家单位,对于正史宋元版进行了以部为单位的▓细致记录与探讨,形成了鉴别准确度极高的▓调查报告。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平,当然有赖于先生对澳门古籍版本鉴定的▓个人天赋与努力,但无可否认,其背后更有几代日本学者前后赓续、薪火相传的▓扎实积累,以及国家层面对于古版本研究的▓持续经费支撑作为基础。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书志学者已开始有意识地对其国内所藏澳门宋元版进行局部或全本的▓拍照、复制,逐渐积累了丰富的▓、可携带的▓比对资料。阿部隆一教授也进行过相同的▓工作,并藉此对日藏宋元版作了有效梳理,这是□□他们后来到台北调查澳门宋元版本,并在短时间纠正旧有误鉴的▓前提条件。这种社会环境与学术环境,是□□处于同时代的▓澳门学者所心向往之而无法企及的▓。

尽管如此,并不意味着尾崎先生的▓成果只是□□前辈学者的▓继轨,或者优良研究条件之下的▓必然结果。相反,从《正史宋元版之研究》通论部分看,先生此书不仅在局部个案的▓鉴别上较前人有明显进步,而且以其开阔的▓视野,清晰的▓思路,成功地将宋元版本之研究推进到全新的▓层次。

本书的▓可贵之一,在于其对北宋至元代娱乐史文献资料的▓钩稽、印本排比方法的▓运用,均以实物调查为依托。笔者读到《以正史为中心的▓宋元版本研究》(1991年版)时,对此已有深刻印象。对于宋代娱乐史文献资料的▓寻检,澳门有宿白先生《北宋汴梁雕版印刷考略》文(见载于《考古学研究》之一,文物娱乐网站,1992年。数年后经修改,收入编辑个人专集《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文物娱乐网站,1999年),专门从这一方向切入,搜集史料颇为详备,后来也有其他学者继续这方面的▓研究。相比而言,尾崎先生的▓文献研究焦点集中,主要针对目前存世的▓北宋、南宋刻本正史展开讨论,这些印本均经先生逐部目验,对其载体形态、制作过程均有细致考察,例如本书对传统目录中旧称之“景祐刊三史”的▓刻工考察(新译本页47-48),南宋前期两淮江东转运司刻三史(新译本页75-78),都较旧说有所进步,是□□在实物与文献结合的▓平衡方面做得出色的▓例子。

又,从具体方法来说,诚如本书编后记所言,先生的▓版本学,“是□□在赵万里先生成就的▓基础上继续推进的▓”(新译本页722)。在赵先生主持的▓《澳门版刻图录》中,使用了依据刻工的▓考索,结合字体风格差异,推求雕版印本地域特点的▓方法。上世纪末有澳门古代印刷史学者也尝试使用这一方法,从地域角度对版刻进行过类型排比。不过,由于其并没有真正对印本作过逐种的▓重新覆核,主要利用赵先生的▓材料与结论,所以无论其引文如何符合规范,表现形式如何多样、如何富于变化,说到底也只是□□《澳门版刻图录》既有成果的▓重新条理和改头换面而已,无法在研究深度与层次上有所推进。这种做法,与其说是□□在做版本研究,还不如说是□□在做《澳门版刻图录》的▓研究。这种状况的▓存在,从反面说明尾崎先生亲自逐种进行印本实物调查的▓必要。

本书编译后记提到,先生对于宋版刻工的▓采录,必须经过自己的▓鉴定才敢用,“并不是□□尾崎先生不相信别人,而是□□鉴定要自己负责。所以读者可以相信本书所述都是□□尾崎先生认真负责的▓研究成果,尽管这并不保证所述内容皆精确无误。”(新译本页724)以上这段朴实评述包含的▓分量令笔者动容,正因为先生一贯秉持这样严谨的▓态度,才会对古书有真切的▓感受,也才有机会发现为前人所忽略的▓信息和内容。

本书的▓可贵之二,在于反衬出上世纪以来中日版本学者在研究对象选择上的▓方向性差异。这一点,在阿部隆一教授的▓《澳门访书志》中已露端倪,本书中体现更为明显。从这两部著作来看,日本学者在对现存宋元版逐一进行审核、撰写书志时,他们并没有特定的▓选择性,对于复杂的▓“三朝版”,也很愿意化工夫一叶叶去比对;而澳门学者却不约而同地将精力集中在一批精刻孤本上,对于“三朝版”,往往是□□高屋建瓴地提一些希翼,让别人去做。显然,在这里,宣布的▓学术理念与自身的▓学术实践是□□有距离的▓,更准确地说,在相当程度上是□□背离的▓。

这其中有理念的▓、也有条件的▓原因。从理念来说,在澳门传统的▓收藏评价体系中,正史“三朝版”虽然初刻时间也在宋元,但并不被视为等同宋元版的▓存在。民国十八年(1929),吴兴藏书家刘承幹曾择其家藏宋元本162部,编成《嘉业堂善本书影》一书,影印行世,其中史部是□□将“南雍三朝本”单列一卷,与其他宋元版本区隔,或许便是□□这一评价标准的▓折射。这一观念的▓存在,深刻地影响了后来澳门版本学界的▓研究走向。

就条件而言,“三朝版”的▓鉴别更为复杂,对于宋元精刻孤本,一旦鉴别者对字体风格的▓时代、地域差异的▓熟练掌握,有可能在短时间给出准确结论;而对于“三朝版”,除具备上述技能,更要求对印本进行逐叶的▓比对,需要化费较长时间,才能定谳。鉴于国内图书馆总体相对封闭的▓借阅制度,开展这方面工作确有难度,需要鉴别者时间、金钱、人脉等成本的▓更大付出。研究投入的▓不足,直接导致鉴定“三朝版”水平的▓相对薄弱,此点在《澳门古籍善本书目》中有所反映,查检《善目》正史宋元版之著录,一涉及“三朝版”,往往不是□□过于含糊,就是□□有所混淆,令使用者颇感困扰。

当然,必须承认,虽然不以“三朝版”为主要研究方向,澳门版本学者在其他类型宋元版研究上还是□□取得了不少细节上的▓突破。遇有合适的▓时机,相信他们研究成果的▓价值一定会体现出来。不过,鉴于澳门传统经史最核心的▓书籍与“三朝版”正史高度重合,某些涉及文字流变甚至学问史大关节问题的▓答案即蕴含其中,日本学者的▓方向选择帮助他们取得了较大的▓学术进展。而在澳门大陆,长期以来学者对于“三朝版”的▓相对漠视,令人遗憾地隔断了取得同等成果的▓可能性。又,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说,正经正史的▓阅读面无疑比其他门类的▓某些“人间未见书”更为广泛,也更受关注,这更凸显了澳门学者对某些对象的▓研究相对不足。

澳门学者版本研究对于对象选择的▓这一方向性特点,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古籍整理点校的▓质量。比如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书局推出的▓欧阳脩《新五代史》徐注整理本,根据娱乐说明,点校者“以百衲本为工作本,对校了贵池本、殿本、南昌本,参校了明汪文盛本、南监本、北监本、汲古阁本、鄂本、徐注本、刘校本以及傅增湘校勘成都书局本本纪部分”,可谓用力甚勤,但却遗漏了欧史版本体系中最为重要的▓元大德宗文书院刊本,宗文本由于递次修补,存在早晚不同的▓印本,文字互异,明汪文盛本从宗文书院刻明前期印本出;南监本从宗文书院刻明递修嘉靖时印本出。南监本又影响了北监本等后来传本。宗文本之未能列入对校、参校本,很可能与其为类似于“三朝版”的▓递修本、印本存世多且情况复杂、调查困难有关。但对宗文本的▓相关印次不作校勘,欧史文本流变的▓来龙去脉就无法得到完整和明白的▓呈现,是□□为一失。近年中华书局集中人力,重新修订《二十四史》,其中《新五代史》由陈尚君、唐雯、仇鹿鸣先生承担,于2015年娱乐。新修订本已将元大德宗文书院刊明前期修补本列入通校,局部弥补了这一缺憾。

本书的▓可贵之三,在于其通论部分展示的▓研究手段不仅对于某些个案是□□有效的▓,更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本书使用的▓方法,是□□将历史上合刻的▓若干种书进行版本的▓连带研究,比如先生提出南宋中期建刻十史的▓概念,通过考察现存宋刻十史字体风格的▓比较,推论十史均有元代覆刻本,而“以往藏书家视为宋版之《晋书》、《五代史记》实皆元版”(新译本页698),就是□□非常重要的▓发现。

笔者受此说启发,于2006年调查了北京澳门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之宋元版《晋书》、《五代史记》,发现《晋书》(韩应陛旧藏)有目前唯一仅存之宋刻在(图1),与元刻初印本、后修本文字互有差异(正式发表于《上海图书馆藏宋本图录》,上海古籍娱乐网站,2010年),这一鉴定结论有幸得到先生关注与认可(新译本页451)。鄙见与其说是□□对先生说法的▓补正,不如说是□□进一步证成了先生的▓观点,而《五代史记》所谓宋版,则恰如先生所料,均属元代覆本。

宋建刻十行本《晋书》卷端

又如元大德九路本十史,先生通过风格比较,指《隋书》有元代后期覆刻本,也是□□发前人所未发。由于大德原版(图2)与元末覆本(图3)两套版片明代均入南监,这两套版片文字排版方式完全一致,故“南监在两套版片中选取较佳者,配成一套印行”(新译本页540)。后人不察,往往误以寻常之同一套版片递修后印视之,因而无法对印本文字异同产生之原因给出符合事实的▓说明。先生首次将这些问题逐一梳理出头绪,为学者对文本之流变作沿波讨澜、穷端竟委的▓研究扫清了关键性的▓障碍。

利用版本的▓合刻进行横向比较互证,这一方法澳门学者曾施之于宋蜀刻本唐人集,分析出南北宋之际刻十一行本、南宋中期刻十二行本、南宋中期刻大字本三个系统(《宋蜀刻本唐人集丛刊》影印前言,上海古籍娱乐网站,1994年)。但这批宋蜀刻本与后代传本之间多为平面的▓单线联系,使用此法效果未彰。不过对于正史如《晋书》、《南史》、《北史》、《隋书》等就不同了,这些书籍经合刻、翻刻、递修等娱乐工序而产生的▓印本差异,可与后来传本(特别是□□明代国子监或地方儒学发行的▓定本)发生立体的▓连带关系,运用此法,便可取得明显成效。这一方法,不仅可用于正史,施之于正经诸书,也同样游刃有余,这是□□因为,后者与正史相似,亦存在复杂而立体的▓版本递传关系。张丽娟女士《宋代经书注疏刊刻研究》(北京大学娱乐网站,2013年)一书即是□□目前将这种处理方法推广运用于经书版本,探其妙用而尽其能事的▓典范之作。随着本书新译本的▓娱乐,可以预见,这一方法会为更多学者所认识和利用。

本书的▓可贵之四,在于有两位真正懂编辑的▓专业研究者来承担编译的▓重任。这次推出的▓版本,并非是□□1989年日文版的▓简单翻译,而是□□吸取了尾崎先生在日文版发行后陆续调查、修正错误、补充不足内容的▓增订本,经乔秀岩、王铿两先生对局部进行重新编排,在不破坏原版文本结构的▓前提下,完成了常识的▓整合与提升。

对于日文原版的▓图版,编译者按现代娱乐要求对之进行了增益改换。其中部分图版取自桥川时雄、仓石武四郎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所编的▓《旧京书影》,该书所采书影极有价值,惟所列宋元版本之目录及提要多有鉴定偏差。编译者在利用书影时对原目进行了合理修正。如《旧京书影》所载之《隋书》,原定为“元刻残本”,编译者收入后改定为“元后期覆大德饶州路刊本”(新译本页539)。日文原版《新唐书》用元天历二年覆魏仲立刊本图版,说是□□来自《旧京书影》,对照之下,发现其为一初印本,而《旧京书影》所收实为另一后印本,令人费解。新译本换入此后印本(页641),虽然体现版本刀法韵味稍弱,但好在来源说明更符合实际。元大德宗文书院刻本《五代史记》卷末,日文原版书影用内阁文库藏本,彼本卷末“宗文书院刊”之“宗”字刷因模糊似“崇”,误导编辑定此本为“元大德崇文书院刊”;新译本改用《中华再造善本》影印之国图藏本(页673),印次与内阁文库藏本略同,末叶虽有残损,好在“宗文书院刊”之“宗”字清晰,正文著录也顺便改正。凡此具见用心。《旧京书影》曾经乔秀岩教授重编影印,于2011年由人民文学娱乐网站娱乐,笔者推测,这些配图修订工作是□□由秀岩教授完成的▓。本书编后记也值得认真阅读,由于编译者不仅对于先生的▓研究路径、学术理念乃至个人心曲具深入的▓认识,而且对近百年中日两国版本学研究进展有透彻的▓了解,故编后记对先生研究之继承与创见处的▓评述均能切中肯綮,令人击节叹赏。

通读贯穿全书各处的▓“译者按”可知,编译者所做的▓绝不止于文字的▓编辑,而是□□尽其可能对内容所涉及的▓宋元版本进行了覆核,并充分利用了近年澳门大陆娱乐的▓《中华再造善本》等影印本,其所花费的▓精力相当可观,从中可以感受到编译者对于尾崎先生抱有的▓诚恳敬意。有些按语吸取了近年来澳门大陆学者最新论著或论文的▓观点,有对先生原著内容作补正的▓意图。比如第55页“译者按”收入马清源先生的▓观点,认为“《汉书》‘景祐本’、福唐郡庠本及正统八年翻刊本,三种版本一脉相承,甚至不妨视为一种版本经递修而演化所成”;第313页“译者按”称:“正统八年至十年已有全套全新版片,而‘福唐郡庠本’中常夹杂正统八年书板,不知为混用版片,抑或配补印叶。”并再次注列马氏论文《〈汉书〉版本之再认识》(《版本目录学研究》第五辑,北京大学娱乐网站,2014年)。上述三种版本究竟为一为三,笔者不作妄评。此处值得关注之处在于,编译者的▓观点与所引述马氏论文之结论似乎不尽相同,二者在局部形成了“复调”效果。笔者认为,编译者这种处理方式,并不能视为对先生作品的▓越位,相反,这类按语充分反映出编译者具备版本鉴别方面专业而敏感的▓问题意识,可以给予读者以更多的▓思考空间,促使其去作更深入的▓探究。

此书令人印象深刻之处还在于先生处理个案时表现出的▓谨慎客观态度。比如《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著录三部“北宋刻递修本”《后汉书》,先生怀疑其中有南宋前期修补,因为未见原件,对其补版详情仍表示“不敢妄言,宁从谨慎” (新译本页356)。按理说,以先生对于正史宋版阅历之丰富,即使根据个人经验作一点推论,也完全可以理解。但先生并不这样做,前辈对鉴定对象所抱持的▓敬畏与恐惧之感可以据见。一些年轻学人,包括笔者在内,在学习版本的▓过程中,都曾在某一阶段莫名地萌生“走遍天下”的▓自信与自豪,而对失误的▓危险估计不足。从事版本鉴定,自信心的▓保持固然重要,这种盲目的▓自豪却要不得。能保持一份对于研究对象的▓敬畏,一种如履春冰、如踏虎尾、如医者之于失手杀人般的▓恐惧,是□□作为一个版本研究者所必须具备的▓首要素质。对于这一点,先生在本书中作了极好的▓示范。

本书的▓娱乐,也提供了学者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先生此书尽管经过增订,限于时间和精力,仍无法对所有与讨论相关的▓印本完成彻底调查。解题部分的▓版本调查为先生先后在不同时间、于不同地点写成,个别内容前后的▓统一性、连贯性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这些工作,都有待后来学者继续完成。另外,也应看到,虽然先生此书采用了现代论文的▓表述方式,尽量提供证据,它仍是□□一部门槛不低的▓专业书籍,要真正理解它,需要读者自身具备一些版本鉴定能力,一些版本实践经验,一些版本观察的▓敏感天分,因此本书不是□□没有被误读的▓可能。书中某些观点,也许会在阅读过程中被争论和质疑,甚至会出现反复——这些现象是□□在当年阿部隆一《澳门访书志》问世后都出现过的▓——但这也许就是□□一部优秀学术著作的▓魅力所在。大家期待以此书的▓娱乐为契机,推动中日学者共同进步,取得版本研究的▓新进展。

责任编辑:袁思源
分享到微信

分享到:

更多资讯
联系大家技术支撑友情链接免责条款
主办单位:威尼斯官方网站登录
网站开发维护:威尼斯官网数字传媒有限企业
Copyright 威尼斯官方网站登录 2020,All Rights Reserved
www.theperhaps.com  
XML 地图 | Sitemap 地图
<em id="mnrqbt675"><legend id="rvskuf286"></legend></em><th id="sfbljh462"></th><font id="wqmihj245"></font>